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宋骁飞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更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大总统的意见。大总统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二。”

不一会，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容闳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梁启超解释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伦理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意思是将传统道德伦理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也就是说，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伦理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新的信条逐渐代替旧的信条的改良过程，而不应当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

宋骁飞站起来表示支持梁启超的观点，“一国是否强大的根本因素在于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文化革新，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容易像1793年法国大革命一样，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会上，结果却难以落地生根，导致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国家却乱了套。”

容闳并不服气，转头对梁启超说：“梁总长力主传统的文化道德，那你给我举例子说说，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哪一些现代社会还需要？”

梁启超说：“我不多说，就说‘报恩’、‘明分’和‘虑后’三种观念，就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赖以维系不堕的本源和支持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维系的根本。报父母恩、报师恩、报别人的滴水之恩，这一传统思想，是万万不可丢的。‘明分，则是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维系纽带，是一国中常有秩序的伦脊，即每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并且安于自己的这个地位，这个社会才不会乱，才可以进行逐渐改良。‘虑后’所考虑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观念。中国人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为中心的祭祖与传宗接代来寻求永恒。因此有无后代的问题，如孔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延续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它关系着人生的重大意义。”

宋骁飞点点头，站起来说：“梁总长说得有道理，报恩和明分这两点，日本社会就比中国要做得好。这两个传统中国人决不能丢。”

当初梁启超等人出国考察宪政，容闳是大力支持的，没想到梁启超出了一趟国，转了大半圈地球，回来讲的还是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复兴目标，对于他珍视的个人自由和美式民主并不感冒，气得他胡子都快翘起来了，没好气地问梁启超他们，“诸君环游世界，就没有一点真正的收获？特别是考察美利坚，就没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梁启超回答说：“容议长待我慢慢讲，这次考察还是有很多收获的，特别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比如泰西各国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英国的大卫.休谟曾提出一个闻名泰西的 ‘无赖原则’，也就是‘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都是无赖。为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保证宪政的正常运行，便从恶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制度，反而能创造出优良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中国古代都习惯于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政治制度，结果却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是这种一塌糊涂的创建者和受害者，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的阐释，建立在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种反人性的政治观，导致中国的吏治，几千年来都很腐败。”

盛宣怀一听梁启超说“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气得身子瑟瑟发抖，站起来说：“梁总长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想成贪官污吏？这不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吗？”

宋骁飞站起身说：“盛总理想多了。梁总长的意思我明白，是基于人性恶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性恶论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点，防范人的弱点，建立防止人的性恶发挥作用的制度。历史现实和理论一再证明，以这种人性恶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所谓好人政府，虽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纯洁，但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极其腐败和堕落的。所以面对人性的本质，我们宁愿承认其恶的一面然后再防范它，而不是掩耳盗铃地躲避它，否认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时，我们宁愿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这将是我们政府以后改革的总体原则，是我们根治腐败的灵丹妙药！靠道德，是绝对管不住官员腐败堕落的。我们把官员想象成坏人，用制度让他们不能贪，贪不了，这是在保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