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的工作归工部，赈灾的工作归户部，颠覆左良玉政权的工作归南厂，这些机构在紧张的工作着，京城乃至整个江南的百姓们也自发的组织起来为灾区捐粮捐钱捐物，长江中游发水灾，长江下游的人民感同身受，毕竟是同饮一江水的骨肉同胞。

户部调拨了二百万两银子赈灾，皇上也从内帑里拿出一百万两，大臣们集体捐出一年的俸禄，有这些榜样在，民间的募捐活动也进行的如火如荼。很多商铺主动捐出布料、成衣、鞋子、雨伞、油布诸如此类的物资，还有不少商人拿着银票跑到官服捐献，连秦淮河上的花船都打出了捐出眠花宿柳银，救助湖广一家亲的横幅，这些都是自发的民间募捐，规模不算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即将举行的京城募捐大会。

募捐大会在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举行，具体工作由户部湖广司主持，应天府和五城兵马司负责维护现场的秩序，大雨已经停了，但是天依旧阴沉沉的，京城的这次也遭了水灾，不少年久失修的房子被暴雨淋塌，玄武湖的水位都比以往高了很多，全国各地大商户、工厂派驻京城的代表都到场了，这些衣着华贵的人们在保镖的护卫下，安然坐在雨棚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着，每个人身后都放着一个钱箱子，那里盛着他们今天将要募捐的银票。

现如今南明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起步阶段，各个厂矿工坊都在朝廷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即使政局大动都不会有事，相对安稳的环境让他们创造出了大量的财富，从倭国、旅宋、南美进口的白银使得流通货币供应充足，北方的流民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丰富的煤炭储量提供了稳定的能源，有了这些支持，工矿企业的发展极其迅猛，江南的富豪们个个富的流油，家产百万的不下数十。

银子是大明朝的官方流通货币，基本单位是两，有一两一枚的小锭子，也有十两、五十两的大银锭，还有外洋进来，每枚七钱三分的西班牙鹰洋，每枚五钱的旅宋银元，每一两银子能兑换一千枚左右的铜币，也就是一吊钱，不确定因素往往取决于银子的成色，崭新的库平银和品相好的银元都可以足额兑换，成色差点的就只能兑换六百到九百不等的铜钱了，而当时的市价下，一顿两荤两素有酒有汤的饭菜也不过是五钱银子，一个中等收入的商铺高级伙计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是十两到三十两之间，一品大员的年俸禄在一万两左右，一个诸如利国铁厂这样半垄断大型企业的年生产总值在百万两左右，总的来说，一两银子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如同21世纪的一百多元人民币感觉差不多。但你也不能完全将这个数值对应起来，因为21世纪的中国总的gdp极高，身价百亿的都不在少数，可是南明全国的gdp也不过是十来亿两白银，能做到身价百万两已经是顶尖的富豪了。

捐多捐少，都是一种心意的表达，募捐大会并没有做硬性的规定，但是这些大户们却是抱着比富的心态来的，天朝子民好的就是个面子，若是不拿出和自己身份对应的银子，以后就没法混了。

刘子光也站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他陪着怀孕的妻子曾橙首次进城，玄武湖的水位上升，威胁到了小渔村的安全居住，所以刘子光才把曾橙带到了城里，他俩都穿着粗布衣服，夹着雨伞，包袱里装着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三十五两银子外加三四百个铜板，刘子光说怕大水淹了岛子，要在城里租个房子住，曾橙历来是夫唱妇随，对刘子光的话言听计从，麻利的收拾好行李就跟着来了，当然村里的其他人也一同跟着进城，他们的行李都集中放在雇来的驴车上，房子自然是早就安排好的，地处城南繁华地带，路上正好经过募捐大会的现场。

募捐大会的组织者里确实有几个才子，宣传工作非常到位，用大字报的形式宣传了湖广水灾的惨状，识字的秀才们摇头晃脑的读着告示，百姓们一边听一边发出震惊的吸气声，水灾地区人民的悲惨生活通过宣传人员的生花妙笔和秀才们的义务演说得到活灵活现的体现，闻着无不伤心，听者无不落泪，曾橙远远的站着，眼睛里浮现了晶莹的泪花，对刘子光说：“咱们也去捐一些吧。”

刘子光欣然同意，两人走进人群深处，来到能看见募捐大会台子的地方，只好上面正在进行大户们的募捐，每一家的代表把大额本票放进募捐箱之后，监督人员都要猛敲一阵锣鼓，大声的宣布银两的具体数目。然后写在水牌子上，高高挂起供人们观看。

登陆，支持正版铁器时代大多数富豪们捐的银子还是和自身的地位相匹配的，譬如水牌子上写的利国铁厂十万两银子，淮南煤矿五万两、松江织布厂八万两、，江南造船厂十万两，光这里面就有两家是刘子光的私人企业，为了赈灾，他把企业的流动资金都拿出来了，随着每一家银子数目的爆出，台下熙熙攘攘的百姓就发出一阵叫好声，那些捐款的人通常也会冠冕堂皇的说上几句客套话，捐款的最**是日升昌的代表上台的时候，谁都知道这家票号是天下第一富，他们捐款的数额也是大家猜测很久的谜团，随着一阵锣鼓，主持人报出数字：日升昌银号，九十九九千九百两，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数字，因为他不能比皇上捐的还多，九十九万多两已经是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了，台下百姓莫不惊讶，然后齐刷刷的鼓掌叫好，胡大掌柜自然不会抛头露面参加这样的活动，她只委派了一名副手上台说了几句，也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

随后上台的是一位中年富商，此人年约五十，名叫王久，中过举人，手下有一支规模强大、技艺精湛的建筑队，小到民宅的修葺，酒楼商铺的营建，大到皇家园林的设计、城墙的建造都有广泛涉猎，和工部的关系相当良好，刘子光的青岛城就有一半的工程是包给他做的，合同金额高达数十万两，利润也很客观，王家干这一行在南明是首屈一指的领军人物，家资巨万，据说起码有三百万两；王久此人也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擅长画图，设计，也能吟诗作对，在这些充满铜臭味的商人们中间算是一个曲高和寡的异类。而且他经常光顾寺庙烧香许愿，是个信佛的居士，南朝四百八十寺他几乎走了个遍，每年花的香油钱就有上万两。

王久拿出一叠银票交给户部的官吏，那官吏数了一编，好像很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然后又数了好几遍，，最终还是很无奈的将银票放下，一阵锣鼓过后，主持**喊道：“王久员外，八百两纹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