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和人民军所达成的协议，阎锡山把其中有关经济合作的敏感内容加以删改后，将其上报老蒋。对阎锡山报上来的协议，老蒋很是有几分不满。

不过，1月11日何应钦以吊唁的名义来太原拜祭阎锡山去世的父亲，并向阎锡山详细了解有关与人民军谈判的情节后，却致电老蒋，为阎锡山陈情，解释说眼下华北日军似又有动作，现将“民匪”稳定住实为上策。

何应钦在长城抗战时因与日军交涉和《塘沽协定》而饱经国人指责，自然理解阎锡山现在既投鼠忌器不能先行攻击，又要防备“民匪”搅乱山西的窘境。同病相怜之下，何应钦替阎锡山帮腔几句也并不令人奇怪。

当然，何应钦所说的华北日军有异动并非虚词，而确有其事。

长城抗战后，日军虽然逐渐将兵力撤回到长城以北，但图谋华北的心思却并未放下，只不过因关东军和平津驻军指挥人选的更迭，加上国际上英美等国的压力以及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反对关东军过于激进，这才使得华北方面获得了近两年的相对稳定期。但从34年底开始，日军驻华北的特务机关，却开始唆使热河境内的伪军到察哈尔境内劫掠，制造事端。驻防察哈尔沽源县的29军宋哲元所部已经和伪军发生了数次冲突。

针对这些冲突，何应钦担心这是日本人制造新的事端的前兆。若是今后日军再在华北引发事变，那平津一带东北军和其他杂牌部队是靠不住的，南京当局所能倚仗的除了中央军的17军外，也就是阎锡山的晋绥军了。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何应钦才会为阎锡山说好话。

接到何应钦的电报后，老蒋本待不信，可何应钦言之凿凿应非虚语。尽管南京当局正逐步掌握西南，西北这个战略后方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但若就这样任“民匪”在西北坐大，老蒋实在心中不甘。

在进入35年1月后，由于西南已逐渐被南京当局所掌控，老蒋对于西北这个战略后方的重视程度也开始降温。既然西南已即将到手，就一般情势而言，对战略后方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老蒋似乎应该放下对西北的念想才是，不过，象老蒋这样的强势人物哪怕不需要西北了，也容不得“民匪”在那里对其权威进行挑战。

西南和西北看似有崇山峻岭、大江大河相隔，彼此联系并不紧密，但实际上，同为战略后方的两地却有着另外一种联系。

此前一年多时间里，四川境内的大小军头在和中共张国焘部一年多时间的较量中屡吃败仗，现在自江西撤出的中共残部又已入川，无奈之下，四川绅民于35年1月4日，电请中央派兵入川。

不过，进入西南的中央军可不单纯是追剿中共残部来了，这些大军还带有另外使命。1月6日，在王家烈所部与中共势力作战节节败退的时候，薛岳率领追剿中共的中央军第二兵团却不予以救助，反而指挥大军进入贵阳。

中央军的这一手，令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晋绥系的阎锡山，以及其他一干地方军头各自心寒。大家都明白：王家烈完了

也正是得到中央军进入贵阳的消息，心有触动之下，阎锡山才会同意王靖国等人在6日与人民军签署协议。在阎锡山看来，既然不能进剿人民军，那双方还是早日安定下来得好，免得老蒋再借口双方冲突，在山西也插上一手。

就在老蒋关注于西南形势，布置胡宗南第一师入川，尚未对何应钦来电予以回复的时候，华北这边却又产生了新的事端。

1月15日，驻守察哈尔的宋哲元部与伪满自卫团又发生冲突，有40多名伪军被迫缴械。16日，日本关东军借口第二十九军侵犯了“满洲国”境，命令驻防承德的谷寿夫旅团开往热察交界地区。“察东事件”就此爆发

面对这种情况，何应钦顾不得再和阎锡山多叙，于17日抵达北平。而老蒋也只能捏着鼻子默认了阎锡山同人民军所达成的协议，又开始为华北的局势操心起来。

最终，宋哲元部秉承南京当局意旨，答应该部以后不再进入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并交还缴获的热河民团枪弹作为了结。这样一来，日军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察东地区也就成了“非武装区”。

日军在华北逐步推进，老蒋的中央军在向西南继续挺进，中共则在西南与西北之间往来转进，而进占晋西北达成预定战略目的后的人民军也开始着手布置今后的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