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1907年，还是即将到来的1908年，宋彪都已经没有像最初刚当上东三省总督那样繁忙，他有着越来越多的时间可供支配，以至于能在军部的新总督府大楼里冷静的坐看东北亚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

他是一个真正的思考者。

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变成东三省之王，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当他为新的东三省构建了整体的框架，建立了新的法律体系和新的行政体系，以及新的军事体系，他就能坐在所有人的顶峰之上，俯视着整个东三省的渺小。

在东三省的这个天地里，已经没有人能凌驾在他之上，而他大体上是使用了39个人和21个组织机构，完整的艹控着东三省的一切军政、财经、产业大权。

这些人都是最聪明的人，每个人都有比他强的一面，绝大多数的人都比他聪明博学，这里面也没有多少人能算是他的朋友，但他就是如此领导着的每一个人。

或者说，他在东三省推行的是一种开明的[***]，他根本不需要宪政，不需要立宪，不需要咨议局，而他实际上又是用咨议局这种方式治理东三省。

不管是每周的新军例会，还是每个月的东三省新政例会，或者是一年一度的远东财团年会，他永远都像是云层之上的那个人，冷漠的观摩下面的人在那里讨论各种事务，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和努力。

没有任何问题会真正的引起他的关注，让他考虑去亲自办理。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他所要做的只是在最终的批准令上轻盈签署上自己之名，现在，他更多的使用“宋治中”、“宋震旦”这样的名字，这是因为每天的《东北曰报》社论都是他的智囊团队在撰写，所用的就是“宋治中”的笔名，而在中华革命会内部，他则是秘密的使用“震旦”这个名字。

他很冷静，也变得很少说话。

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更加的畏敬和害怕他。

如果你要带领几百个人，甚至是几千个人向前发展，你只需要让别人喜欢你即可，但如果是要带领几千万人向前发展，你就必须让别人畏敬你，既要害怕你，也要敬重你，更要景仰你。

所以，《东北曰报》的社评一贯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天一篇关于社会、国家、地区、民族、国际、文化、经济、军事、治安之类题目的评论，大体就能让那些阅读报纸的人找到国家和民族的方向感。

宋彪正在努力的让“宋治中”变成一盏明灯，照亮中国人前进的方向，虽然“宋治中”更应该说是一个秘书局内部所有人的集体智慧，但他必须很不客气的将这些成绩和智慧都纳入自己的名下。

这段时间里，宋彪喜欢阅读，喜欢思考，他有很多时间阅读，也有很多时间思考，他可以将时间花在阅读《三国志》上，也可以花在阅读《战争艺术概论》上，还可以花在英文原版的《富国论》上。

他就在新的总督府里阅读和思考，生活和恋爱。

这是一栋新的东三省总督府，位于俗称八家子的地方，也是东北新军东陵军部的最西侧地段，相距奉天城的巡抚衙门和盛京行宫有八里路，南侧是沈阳新区的各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公区，北侧是东三省军工业重地，东侧则是新军军部和机关总部。

这是很漂亮的总督府，因为请了德国建筑设计师马尔克参加设计工作，整栋总督府有着明显的中西合璧的特殊建筑风格，整个总督府采取了东方园林式的布局，占地三十亩，整体坐北朝南，分成机关区、生活区两个区域，主体大楼采用大量的花岗岩为建筑材料和装饰，大楼顶部采取传统飞檐和塔楼结构。

主楼两侧设有副楼，东侧副楼为政务系统的办公区，新政系统的财政厅、学政厅、警察厅等分别都位于此处办公，西侧副楼为军务系统的办公区，主楼内部也按照东西原则，东侧为秘书局、新政局、调研局等内部局办公处，而西侧则是军部秘书处、情报处、政治处、参谋三处、德国顾问处。

参谋一处、参谋二处、后勤处、法俄顾问处等则继续保留在军部机关总部，而位于总督府的军事机构则统称为军部机关二部，两个机关部相距一公里远。

搬迁到新的总督府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宋彪这段时间里还是有一些不适应，他一贯是坚持能不进口就不进口的人，虽然安装了地板，所有木地板都是本地的红松木制造的，因为赶工期，木板都是加工好之后直接用机器烘干，房间里至今还有一股淡淡的松香味。

电灯的质量不太好，短短一个月里换了三个灯泡，这是沈阳电灯厂的第一批国产货，宋彪也就只能忍着，尽可能还是用自然光比较安全。

电话是沈阳新区的法资企业生产的，总体还不错，为了鼓励本地产业，总督府全部都用了这批“吉宝亨”牌的铜柄木壳电话，只要是能看到的地方，已经尽可能都使用了东三省本地产品。

为此，宋彪在刚搬迁进来的时候还迫不及待的用“宋治中”笔名发了一篇社论，积极赞美此事，现在则多少有点尴尬，比如说办公室的门锁防盗能力太强，连本厂配发的钥匙都经常打不开。

宋彪的办公室还好，秘书局那边六道门中有两个锁经常出问题，全总督府申报出来的大约要换四十多个门锁。

怎么办呢？

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工业刚开始的阶段总是如此，好在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这些产业都能很容易的发展起来，小五金也没有问题，机械锁、铁锁、电灯、电话就真的需要点时间慢慢发展，设备大体都是进口的，关键是工人需要更多的经验。

宋彪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都会渐渐的不是问题。

此时，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秘书局为明天准备的新社评，题目是《新论“隆礼尊贤”》，这个题目是从德国考察回国的章炳麟提出来的，最近十几篇社评也都是章炳麟主笔代写。

此次的新社评《新论“隆礼尊贤”》就是章炳麟反思过去的“隆礼尊贤”，提倡新式和新时代的“隆礼尊贤”，也就是他说的无比重视教育，他认为“礼”和“贤”都是教育的一部分，“礼”和“贤”都是人文素质教育，提高民族的法治、礼仪、廉耻、道德、自然教育。

为此，他又提倡新礼和新贤，推行新式教育，宣扬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效法德国。

宋彪将这篇文章看了一遍，虽然有些观点不能让他完全满意，但从整体上而言，绝对是一篇好社论，可以让人恍然惊醒。

宋彪也重视教育，他只是觉得章炳麟所提倡的全力推行大学教育有点过于拔高，中国现在确实缺大学人才，但也更缺中专类型的运用人才。

在和新上任的学政厅厅长陈宝琛谈及教育问题，宋彪就很现实的说过，东三省目前的教育重心就是两个事情，一是塾师制度的继续推行和优化，二是中专教育的普及化，如果东三省每年通过塾师教育推出几十万名识字读书的青少年，再通过大量的中专学校培育几十万中等专科人才，东三省工商业发展就会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

当然，不能因此就说章炳麟的观点不对。

宋彪将整篇文章前后看了三遍，还是不确定能否发出这篇社论，考虑了一段时间后，他最后在文稿的结尾空白区域写了一百多字的修改建议，希望章炳麟在社论中增加一个“但是”。

他的意思很简单，推行大学教育，隆礼尊贤是必须的，“但是”东三省现在同样更需要普及教育，从全面提高民族的素质，需要普及的中小学教育和专科教育，其次才是代表民族之巅的精英教育。

边想边写，宋彪在末尾增加了一个脊柱论和头脑论，说“普及教育是要培养民族的脊柱和四肢”，“大学教育是要培养民族的头脑和灵魂”，两种教育都要办好，两种教育和尊重教育、尊重师范、尊重塾师都是新“隆礼尊贤”之根本。

想了想这些事，增加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后，宋彪就将这份社论稿重新放回去，等着秘书局中午自己派人来收回去，章炳麟自己也可以过来拿稿子，甚至是和宋彪谈论十五分钟。

虽然现在的时间已经很空闲，宋彪完全可以拿出几个小时和别人商量事情，可他的规矩还是一如既往，会谈最多15分钟结束，要求每个人想清楚要谈什么问题，如何精简的表达意见之后再来见他，不要进来之后罗里罗嗦半天都找不到重点。

门外匆匆有人走近敲门，随即，舒方德打开门走进来，和宋彪敬礼汇报道：“军座，京师张之洞大人急电。”

“哦！”

宋彪并不是很在意的看了舒方德一眼，接过电报簿翻看，随着保密制度的完善，现在连舒方德也不准翻看这些电报，除非继续发回秘书处。

此时的张之洞已经到了京师充体仁阁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办理学部事务，实际上是被剥离了湖广总督的军政大权，同样一起被勒令调入京师担任军机大臣的还有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