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雪接着说到，自秦汉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税”的战场。汉时成丁要服正卒、戍边和更卒三类。正卒和戍边都是当兵，期限不过两年，而更卒则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个月徭役，负责土木工程、驿传、漕运等等体力活，之后这更卒变为出钱代更的“更赋”，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廓，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

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

但历史从不是静止的，天下也一直在变化，僵化的财税体系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历代赋税改革的思路都很简单，将计税基础重新退回到相对还算僵化不变的田地上面。把田税丁税乃至地方杂派摊入田税后，地方靠着杂派组织起来，用于解决地方本地公共事务的税费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4】

“外儒内法之下，朝廷和地方在这财税上的争夺，绝难停止，这才有积重难返之症。梨州先生未述及此症背后的治政根底，但在谈如何解症时，却还是述及三代之治，这说明梨州先生多少也有此感悟，意识到这不止是君王和官员欲壑难填的问题。”

薛雪的总结很清晰，华夏财税难题，根本症结就在外儒内法上，而具体的缘由，则是朝廷在感觉财政艰难之后，总是找地方下手，将地方以银钱组织起来的力役资源归并到正税里，所谓正税，自然就是朝廷的钱。地方被进一步削弱后，不是州县治理凋乏，就是为维持地方政务能正常运转，继续向底层民众施压。感姓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欢强调后者，很少注意到前者。

“修路造桥，治安捕盗，这不过是细枝末节，只要尽心教化，人心安稳，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纲，这薛雪，果然只从段老头那学来吏员之术，舍本逐末！”

听到这里，史贻直嗤笑不已，治世不问人心，就在这些事情上计较，果然是被银钱熏坏了脑袋，这英朝之官，若都是这般见识，他觉得自己脱困之曰已经不远。

“且听听他有何高论……”

汤右曾虽然也没多少治理地方的经验，但身处朝堂，这“末”反而是他更关心的问题，跟读什么圣贤书比起来，这才是治国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他可不像史贻直这种还没脱掉翰林气的年轻人那般，觉得“教化”才是治国之本。

正好有学生问了，这积重难返之症，到底该如何破解？

还有学生问得直接，眼下这英华新朝，是不是在此事上有异于前朝之举？

薛雪呵呵一笑，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圈。

“历代朝廷和地方，都是在争一块饼，而且是亲手来分，因为历代都是以一为根立国……”

接着他又画了两个圈，跟之前那个圈套在一起，形成了上面一个，左右两个，相互套起来的三个圈。

“我英朝新国，要引入地方，引入工商、引入农人，大家一起来分。有人做评断，来定这饼多大多小，有人来商量该哪些人分受，各自分受多少，有人来监督分的过程，总之要让民不觉苦，州县不穷，工商得利，朝廷有力。”

薛雪只扯了一个开头，后面就说得含糊，吊足了学生们的胃口，汤史二人也很不满意，史贻直觉得这家伙是根本不知道，就随口忽悠，又准备出声嘲讽，却听薛雪再道：“具体要如何行事，或许不久后，诸位就会从天王令上看到。”

“这是李天王要伤脑筋的事，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恐怕李天王早就把我抓进天王府拜为中书令了。”

薛雪一脸笃定地微笑，肚子里却如此念叨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