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虽然是乌家请李烨过府饮酒，高鸣好像也做了半个主人，其实高家和乌家的关系一直不错，在皇宫里皇太后跟乌皇后，在宫外高鸣和乌辰，两家人平时虽然来往不多，但是有事情的时候都相互照应，加上高鸣也算是乌辰的长辈，这乌家高鸣还真能做一些主。

虽然渤海国还流行着分餐制，但是一般郊游、野餐等非正式场合，也使用合餐制，今天在湖心亭饮酒赏月自然也是使用合餐制。

合餐制能体现一种亲密的关系，回到餐桌上想一想，合餐恰恰体现了君子的内涵，大家围桌而坐，团团圆圆，同盘而食，互敬互让。而各人吃什么、吃多少，又不必苟同，不必强求。相反，分餐制就实在有点象小人的作风，上倨下恭，道貌岸然，人各一份，断无差别；但是却是在各吃各的，然后各付各的帐，各走各的路，不能和睦相处。所以说，合餐共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合餐制也是一种休养的体现，顾全他人的感受，合餐时每个人都整体中的一员，对于饭菜的选择不会单纯依据个人的口味，而是自然而然地兼顾他人。与别人同盘而食，你会不会把好吃的东西让给他人？这便体现着对别人的关心和照顾以及谦让的美德，也使你变得温润如玉，进而增进了互相之间的凝聚力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合餐制可以加深双方的感情交流，无意中双方的感情可以更进一步，情深意浓间彼此了解熟悉。中国的饮食文化蕴含了一种极大的情趣，吃饭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机体的热量补充，更重要的是通过聚餐来满足人们丰富的精神和情感需求。三五好友，雪夜围炉，举杯痛饮，共涮一锅；或老少家人，春日围桌，觥筹交错，共叙家常。其乐也融融，其意也浓浓。

中国的饮食习惯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分餐制历史阶段，合餐方式是晚至宋朝才最终形成的；从分餐转变为合餐，是社会整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合餐制比分餐制具备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并且它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民族性情和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行为特征和文化特征都可以从合餐制上进行解读。

到底是分餐制好还是合餐制好，这里面各有各的说法，不必去深究，这是一种习惯的养成，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倒退回去。

酒宴不能算丰盛，但是很精致，各色山珍野味、四季瓜果，酒也是乌家自酿的米酒，喝起来有点甜，极易入口很明显后劲很大。高鸣喝了几杯感觉有些不过瘾，把李烨送给乌辰的崂山陈酿拿出来一坛，自斟自饮起来。

李烨今天可是带着目的来乌家的，几杯酒下肚，话题渐渐的多了起来，聊着聊着李烨便把话题东京龙原府身上引：“听说东京龙原府与倭国隔海相望，两地之间可有什么贸易往来”。

乌辰的话题好像围绕着李烨展开，见李烨把话题岔开，便道：“东京龙原府虽然跟倭国隔海相望，但是双方的交往并不密切，倭国好像更加愿意跟大唐之间来往，不知郡王殿下为何问起此事”。

渤海国和倭国之间的交往李烨专门调查过，现在自己的身份是渤海国的郡王，当然要知道渤海国一些外交史，调查的结果让李烨大吃一惊，双方的民间交往不多，但是官方的交往在渤海国建国初期非常频繁，虽然后来慢慢的淡了下来，但是两国之间的交往并没有中断。

最有意思的一次交往是：八七二年，崔宗佐等六十余人在朝贡途中遭遇风暴而漂荡到倭国，因为“言语难通”而遭到了倭国的扣留。第二年秋，倭国“遣大唐通事张建忠复问事曲，审实情状”，才明确崔宗佐等是渤海入唐使。

这里面有很多的蹊跷之处，无论是渤海国还是倭国，学汉化写汉字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大唐周边的藩属国在高层的交流中不存在语言障碍，就好比今天的英语是世界语言一样，当时的汉语同样也是世界语言，用“言语难通”扣留渤海国的使者显然是外交辞令。

不管结果如何，从渤海国跟周边国家交往上可以看出，如果渤海国是到大唐，一般是从鸭绿江出发跨海到达登州，如果是与倭国出发，多是从东京龙原府出发跨海或者沿海岸线前往倭国。

乌辰口中的交往不密切，也是就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双方国家内部都不稳定，哪有时间搞什么外交。李烨只是想挑开一个话题：“乌中丞，你也清楚本王现在跟窦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方，以前辽东半岛与渤海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都是通过窦家的势力范围，现在窦家对辽东半岛虎视眈眈卡住了辽东半岛与渤海国贸易的咽喉，这样下去辽东半岛的商品进入不了渤海国，渤海国想跟辽东半岛做生意也很困难，所以本王想跟乌中丞商量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