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九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藤原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八八七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倭国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

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平谨严身为摄津的国守，是摄津最大的土地领主，同时也是摄津最大的商人，平谨严每年名义上要向天皇和法皇（太上皇）供奉财物，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掌握倭国大权的关白。

平谨严允许所有的商船停靠福原筑港，所有货物必须留在福原筑港或者商船上，商人可以离开福原筑港，在摄津范围内自由的活动，但不得离开摄津，这有点像清代广州对于外商的限制，这些都是平谨严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平谨严不需要请示关白藤原基经就可以自己决定。

这么一大批货物想一下子出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代的倭国市场容量还很小，底层的百姓过着与大唐百姓差不多的小农生活，自耕自足很少有多余的钱粮进行交换。商船带来的大部分货物都属于奢侈品，或者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使用，不可能会面向倭国的普通百姓，其中价值最低货物要属于吕泰新携带的棉布，数量虽然庞大，但是漂洋过海后价格也翻了好几倍，一些最普通的江南蒲草制品，在倭国都是名贵物品，更不用说那些精美的丝绸、漆器、玉器和陶瓷了。

李延寿召集了一些主要的商人在官驿中商量出货的事情，吕泰新虽然不参与贸易，但是吕泰新身份特殊，又携带了大量的货物，所以也被邀请一起商讨事情。

有些商贾还是第一次到倭国，什么货物在倭国好卖，需要从倭国购买什么货物返回江南，这些商贾并没有多少经验，所以大部分事情都以李延寿的意见为主，就算是叶婉也插不上嘴。这次所有的货物都有李延寿统一进行交易，其他的商人这次来倭国主要是来学习和考察的，准备以后再建立与倭国长期的经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