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无视中日两国的巨大悬殊，一味指责激ang激e石**无能，在日军面前惊慌失措，制造了这场“草菅人命的**”。归根结底，日本帝国主义才是花园口事件的祸首。为准备对日战争，以激ang激e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作出过多次重大的战略调研与军事部署，早在一九三五年，武汉行营参谋长晏勋甫、德**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就分别提出“以水代兵”这一决策；后来，陈果夫、程潜、冯玉祥、白崇禧等党政军要员同样提出过类似建议。面对强大的日军，以河制敌，同归于尽，这是万般无奈、万分艰难的最后一项选择。

第二，只字不提国民政府的疏散和救济工作，反而指责其为了保密，没有通知民众转移，进一步造成guomin党不顾人民死活的印象。事实上，**在赵口、在花园口掘堤时，附近的百姓都知道，国民政府也在事前做过疏散、事后做过救济，尽管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完善、不够得力，但毕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对此，新出版的《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中有专门的一章论说当时的社会救助与救济工作。

第三，严重低估花园口决堤的战略价值，认为决堤造成一千两百人万人受灾、八十九万人死亡，得不偿失。然而，花园口的千古一掘，一举扭转严重恶化的战局，云集中原的日军十几个师团望洋兴叹，被迫改变作战部署，而**再次夺得战争主动权，从容组织起以长江为主线的武汉会战。由此，抗日战争进入整整七年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陷进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以局部的重大牺牲拖住倭寇、保全民族，这应该是花园口决堤的最大价值。至于灾区面积到底有多大，灾民究竟有多少，至今众说纷纭，另当别论。

单从军事层面来讲，中方认为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国民政府认为，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杞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那些熟悉中华历史的“中guo通”日军将领们有没有看出来，自从黄河决堤后，日本大本营把作战的主战场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长江地区，日军就陷入到了三国时期，魏国以下游地区逆流进攻上游地区的不利局面。

黄河决堤，应该是中华能坚持八年抗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只是苦了数百万的无辜老百姓，有的百姓直接被黄河水冲走、淹死，但更多的百姓却是因为水灾而饿死、遭瘟疫病死。

黄河花园口惨案、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而黄河决堤为三大之最。

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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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双十节，云某决定我今天要二更，也弄个双。</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