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廷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十字军东征。在1096年到1291年间，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教廷在“拯救圣地”的名义下，号召教廷徒和天.主教徒去夺回被伊斯兰教控制的耶路撒冷，并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侵略性远征。东征期间，教会授予每一个战士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
公元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大会上说:“在东方，穆斯林占领了我们教廷教徒的‘圣城’(耶路撒冷)，现在我代表上帝向你们下令、恳求和号召你们。迅速行动起来，把那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教皇还蛊惑人们:“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的物产丰富无比，就像另一座天堂。在上帝的引导下。勇敢地踏上征途吧！”。十字军东侵前后进行了9次，持续了将近200年，罗马教廷建立世界教会的企图不仅完全落空。而且由于其侵略暴行和本来的罪恶面目，使教会的威信大为下降。后世史家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失败还更坏些。”到近代。天.主教已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教廷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仇恨和敌对，是使教会声誉蒙污的错误行为。
自15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矛头必然指向教会，王权的加强势必削弱教权。同时，教会内部争权夺利，教权分裂，神职人员腐化，使教会威信扫地。从14世纪起，罗马教廷实际上已沦为法国的附庸。欧洲各国陆续摆脱教廷控制之后，教廷收入锐减，而教皇的挥霍却有增无已。为维持教廷的庞大开支，教皇只好用各种手段来加重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剥削与掠夺，于是，封建割据的德国就成为他宰割的主要对象。德国的工业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当欧洲大部分国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府，尽力抵制罗马教廷的横征暴敛后，教廷便把经济损失转嫁到四分五裂的德国身上。德国成了“教皇的奶牛”。但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不断壮大，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德国社会各阶层对教廷强烈不满.
从15世纪中叶起，人文主义开始在德国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教廷的深刻揭露和抨击，为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作了思想准备。15－16世纪，印刷术革新促进了《圣经》的普及。进而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的垄断，动摇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当时，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三派势力：保守派支持罗马教廷，反对宗.教改革；温和改革派支持路德，主张没收教产，取消教会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和繁琐的崇拜仪式，要求建立一个摆脱教皇控制的国家教会，但反对暴力；激进改革派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进而要求变革整个社会制度。
马丁.路德为使德国意志摆脱教廷的掠夺，提出建立不受教廷统辖的、本民族的、独立的国家教会，主张废除教会法和教会法庭。还积极提倡用本民族语言举行崇拜活动。1526年。他编定了“德文弥撒和崇拜仪式”。1529年，皇帝查理五世在斯拜耶召开帝国会议解决德国宗.教改革问题。会上支持罗马教会的诸侯占多数。重申1521年沃姆斯帝国会议反对异端的禁令，恢复罗马教会的一切特权和产业。为此。支持路德派的诸侯于4月6日联合向会议提出抗议书，被称为“抗议者”，“抗义宗”或“抗罗宗”，也称“新教”，而称罗马教会为“旧教”。1555年，德皇查理五世承认路德派的合法地位。从此，路德派新教教会才正式享有合法地位。
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罗马教廷统治范围内引起了连锁反应。欧洲各国内相继发生了对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派生出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派。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等。宗.教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西欧各国新教势力的不断壮大，迫使教皇不得不召开宗.教会议以调动各国旧教势力共同对付宗.教改革运动。
1545年12月，教皇在特兰托召开宗.教会议，即罗马教会的第十九次公会议。会议的目的有三：克服宗.教分裂，反对新教运动；改革罗马教会；组织十字军对付东方的“不信者”。会议历时18年，直到1563年才告结束。156..4年11月13日，教里庇护四世公布了根据特兰托公会议决定制订的《特兰托会议信纲》。信纲肯定了中世纪罗马教会的信条和仪式全部正确无误，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新教为异端。
新旧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终导致了1618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罗马教会的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罗马教廷不再是欧洲的主要政治力量，残酷的战争也影响了教廷的声誉，人们转而向科学和哲学中去寻求人生的答案。进而为理性主义开辟了道路。
18世纪，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和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对罗马教廷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1809年拿破仑将教皇国并入法国版图。1929年。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签订拉托兰条约，教皇拥有独立的梵蒂冈城国的主权方被正式承认。
1962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会议强调天.主教要跟上时代，在教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外采取开放政策，主张与天.主教以外的教廷各派以及其它宗.教和不信宗.教的人们对话。会议之后，天.主教在神学上打破了以往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使神学出现了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现象。
现在，全世界天.主教有总主教区130个，教区628个，监牧区和代牧区129个，共有教徒10亿左右，占全球人口的17.5％。现任教皇为波兰人约翰.保罗二世，于1978年10月就任，是第266任教皇。
教廷的影响及社会作用: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教廷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教廷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教廷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教廷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教廷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教廷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教廷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教廷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
教廷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教廷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教廷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教廷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从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教廷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教廷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教廷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教廷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教廷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教廷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教堂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教堂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教廷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教廷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教廷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教廷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教廷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教廷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教廷、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教廷作为其中最主要影响最大的代表，必将引领西方宗.教不断在世界上扩张，不管教廷曾经在发展中走过什么歧途，它的未来仍然是充满无限生机的，它将解救一批又一批生活在困难中的人们向心中的圣地迈进，寻求光明未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