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九南道整理田赋，居然可以收上来一百一十万两，接近江西原本税额的一半。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遵照朝廷的厘金之议，在南康、九江、湖口设立厘金局，经营商税。“一税一厘,厘以每钱一千抽收二、三十文为率。”也就是2%到%,税与厘合计则为4%到6%。然后设立“东征局”，在江西全省征收厘金，不仅九南道的，连别的统领控制下的厘金局也照样加收，采用“厘上加厘”的办法另加抽半厘,比如本省抽一两,另由东征局加抽五钱,这就使得厘金在原税率的基础上增加了50%，“计可年入白银百万两”。

另外，江忠源在饶州、抚州前线，塔奇布在西部的袁州、洪州一线，罗泽南在南方的赣州，也以“备敌”的名义控制了地方大权，掌管地方田赋，并设立了厘金局。陈启迈这个巡抚只能孤坐南昌。

曾国藩深知，自己作为一支客军，在江西要想扎住根，非得依靠江西的豪绅不可，他将江西各地豪绅子弟，都收拢到白鹿洞书院来，作为自己的弟子，教他们理学精义，训诫为官处事之道。现在江西的豪绅名士，见到曾国藩，都要尊称一声“山长”。

曾国藩还延揽江西名士，不管是否名副其实，只要小有名气的，都被白鹿洞书院给予了教师的头衔。

江西的乡绅，又以具结保甲，清剿匪患为名，动员乡绅组建名团。让这些乡绅，各选亲信子弟，带领一部分民团，编入忠义救国联军中，由曾国藩的二弟曾国荃亲自统领，号“赣威营”，作为机动部队，留在曾国藩身边。

且说曾贞干正在御书楼里和曾国藩磨叽，湖口的彭玉麟却送了一封信来，告举江忠源的不是。

原来，曾国藩和江忠源通过厦门道台沈葆桢购买六百尊洋炮，用来装备水师。但从福建将炮运进来的时候，却被驻屯广信的白能扣下了。

白能是“忠诚营”管带，属于江忠源的“忠字军”建制，彭玉麟管不到他，只能到曾国藩这里打官司。

“自不会是岷樵指使的。白能素来悍勇，不将别部放在眼里。也该好生管束。回信告诉玉麟，教他不必着恼，专心造船便是。”

“大哥，船都造好了，一百二十艘红单船，每船可载大炮十二门，发匪的水营，不过土鸡瓦狗。”

“红单船，发匪不过二十来艘，加装了匪共的西洋炮，就让我们的水师毫无还手之力，这下我们有了一百二十艘红单船，发匪还能翻上天去。”

“按彭玉麟所说，不仅造了红单船，还造了快蟹舟，机动灵巧，用来突袭纵火是最好不过。”

彭玉麟自从占了湖口，便与杨载福等人整顿水营，以特务龙舟团，杨载福的福字营，总营数已达二十三营之众，战船五百多号，计划安放炮位二干余尊。

彭玉麟首重洋炮，因其炮位大，射程远，威力大。他认为:两湖江西旧存及新铸之炮，质恶而匠拙，即二、三千斤重者，其为用或尚不逮数百斤夷炮之远，徒嫌笨重，又虞炸裂”。这次托沈葆桢购买的六百门洋炮即是计划中的“两千炮位”中的第一批。

曾国藩又任命了水师粮台总办，设粮台于水次。按照曾国藩的想法，日后忠义救国联军的补给都要靠水运。把粮台设于水次，随军先行，所到之处，兵勇即用所得的之银转换为钱，然后再购买船上的货物，从而“无米盐缺乏之患，无昂贵数倍之苦”。通过这个方法来保障后勤补给，并减少火耗漂没。

曾国藩对彭玉麟的水师寄予厚望：“日后高屋建瓴，以上制下，先剪枝叶，再拔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乃能成功……无水师，则上游之势全失。”。

“献船的吴全美，也要大大犒赏。”曾贞干提醒。

“那就给他一个顶子吧。”